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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器大才粗 来源 段子屋 浏览 发布时间 16-03-21 05:33:06

itemprop="headline"雷晓燕:多个角度看"人口红利" 延迟退休政策应灵活 摘要:未来,子女不在身边的可能性会很大,尤其是像独生子女的家庭。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养老模式呢?我个人觉得,要考虑观念、现实和成本。从观念来看,很多人不希望住养老院,更加愿意住在自己家里。从现实出发,住在自家,可能会缺乏子女的照料,健康状况不能得到保证。能不能全部住到比较高端的养老社区?这样成本可能较高,普通家庭吃不消。  (搜狐财经思想库:让思维有乐趣,让思想有力量!汇集顶尖财经智慧,分享深刻透彻的调查研究,旨在普及常识,为网友提供思想洞见和专业分析。)  文/雷晓燕 北大国发院教授  201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,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为6.5%—7%的区间。统计局数据显示,中国2015年全年GDP增速为6.9%。据悉,这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。有经济学家认为,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元凶之一就是人口红利的下降。数据显示,2015年我国劳动力规模为9.11亿人,比2012年减少了2600万劳动人口。  中国的劳动力规模连年下降,留给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有多久?以创新者、蓝领、农民为主体的新的劳动力群体正在壮大,是否会形成“升级版”的人口红利?在促进劳动力要素改革方面,城镇化还有哪些功课可做?政府及社会应该如何应对已经到来的老龄化问题?面对以上问题,人民日报海外网财经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雷晓燕教授。  人口红利面临消失 提质增效“对症下药”  海外网:两会上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表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“差不多”了。2015年劳动力规模由2012年的9.37亿降至9.11亿人,这是中国劳动力人口连续4年绝对值下降,留给中国的“人口红利时间”还有多久?  雷晓燕:我觉得这主要取决于我们是怎么样定义人口红利的。狭义的人口红利即劳动力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对经济的贡献。这样来看的话,我们的人口红利确实是“差不多了”,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更宽广的视角理解“人口红利”。“人口红利”不仅要考虑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,还要考虑劳动年龄人口的质量,即单位劳动创造的价值。过去劳动人口的质量不高,属于比较低端的劳动力。未来我们要提高劳动力质量,即提升单位劳动人口创造的价值,也就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。劳动生产率提高,“人口红利”的下降速度相应就会减缓。另外,既有的劳动年龄人口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就业。如果劳动参与率提高了,也会延长“人口红利”的时间。所以,我觉得如果措施得当的话,我国的“人口红利”还是可以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。  海外网:观点认为,随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,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不可避免下滑。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是个复杂的原因,其中人口红利的影响有多大?  雷晓燕:狭义来讲,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发生绝对下降。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到底是多少?曾经有学者测算,1982年到2000年间,“人口红利”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概有15%;2011年到2020年期间,若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,这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则提高0.88个百分点。  除了人口数量因素之外,我们还要考虑如何充分地运用现有的劳动力。另外,劳动力质量提升,“人口红利”对潜在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提高。  再次,劳动力分配的结构是否合理也非常重要。如果劳动力能够合理流动,使得劳动力能够分配在最需要他、让他发挥最大创造力的工作岗位上,那么劳动力对于经济的贡献也是比较大的。  海外网:政府工作报告在“十三五”教育领域的目标中特别提出,“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.23年提高到10.8年”。如何评价这一目标的意义?  雷晓燕:劳动人口的素质对未来的经济、人口红利的进一步发挥是非常重要的。中央提出把教育年限从10.23年提高到10.8年,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但是,不能仅关注整体人口平均教育水平的提升,还应该看到在我国城乡之间人口教育年限的不平衡。  我国城乡的教育差异巨大,部分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非常低,甚至未达到义务教育的水平。如今农村户口的人口占比还是相当大的,所以要把整体教育年限提高,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农村人口的教育年限。  海外网:厉以宁教授曾表示以创新者、蓝领、农民为主体的新人口红利正在形成,您对此是否赞同?有哪些途径可以延长我国的人口红利?  雷晓燕:我非常赞成厉老师的说法,谈到“新人口红利”,厉老师为什么讲创新者、蓝领和农民呢?其一,创新者寻求更好的技术,而技术可以相应的提高劳动生产率。在不同行业,创新者可以更好的发挥优势。其次,今后蓝领、白领的差异愈加缩小。技术转型提高到一定程度,劳动者多用机械如机器、计算机等。纯粹体力劳动者队伍将大幅缩小,劳动生产率也会提升。最后,农民占整个劳动力群体的比重是相当大的。农民劳动力水平的提升也会为劳动生产率带来飞跃。所以,以创新者、蓝领、农民为主体的新的“人口红利”,将有利于对我国经济发展。  关于延长人口红利的途径,第一,要提高教育质量,尤其是农村的教育质量和水平。第二,除基础教育之外,还应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,是推进我国工业化、现代化的迫切需要。所以,职业教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块。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工,教育程度都较低,基本没有经过职业教育的培训。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,企业里一部分年轻群体没有基本专项技能。如果能够在职业教育方面添砖加瓦,让年轻劳动力掌握专项技能,对于产业的转换升级将会起到重要作用。  最后,健康问题对于“人口红利”的延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首先,儿童是未来的主力军。儿童的身心健康关乎着祖国的未来。农村的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的营养、健康方面相比于城市要相差很多。缺少父母的陪伴,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健康都会产生不利影响。其次,成年人的健康也非常重要。这就要推动城镇化建设,改进全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。  海外网:目前的社保和医疗体系还需如何完善?  雷晓燕:城市人口有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制度,大多数家庭无后顾之忧。而广大的农村人口,还没有被纳入这两大保障系统之中。虽然农村已经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,但根据“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”数据发现,农村新农合覆盖率较高,但报销比率远远低于城市医疗保险。数据显示,在45岁及以上的群体,城市职工医疗保险住院报销比率的中位数达到了66%。而新农合的报销比率只有25%。另外,进城务工人员还不能充分享受工作所在地的社保、医疗、子女入托和受教育等福利和权利。这非常不利于人口的有效流动。  最后,城乡医院的质量相差非常大。对于农村来讲,面对的是乡镇医院、乡镇卫生所、普通诊所等小型医疗机构。而城市居民在就医时有更多的选择,如大型综合性、专科医院等。在平衡医疗服务、医疗保险等社会医疗措施方面,未来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改善。  以城镇化应对人口红利下降 消灭差异是关键  海外网: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%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%,这意味着提高城镇化质量。能否谈一下您对城镇化的理解与看法?在促进劳动力要素改革方面,城镇化还有哪些功课可做?  雷晓燕:城镇化的这两个指标(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)有什么差别呢?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指城镇常住人口(在城镇里面一年内居住了六个月以上)占总人口的比例,户籍人口城镇化则是指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,所以这两者的差异就是在于在城镇居住但没有城镇户口的人口占比。  我觉得要实现城镇化或者说城市化,最本质的是要消除城乡户口差异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三方面。第一就是医疗,目前城乡医疗差异较大。城乡医疗保险的保障作用相差甚远。未来能否实现城乡一体非常重要。  第二是社保。目前大家都在关心城市的养老金问题,但事实上农村未来的养老问题更为严峻。虽然农村实行了新农保,但实际参与率有限,且新农保保障水平非常低,一个月仅发放几十块钱。农村的劳动力群体基本上是活到老、干到老,完全靠自己的养老方式。所以,我们应尽量拉近城乡在社保、医疗方面的差距。  第三是教育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、异地高考等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话,会影响到人口的正常流动,也就会影响城市化。  当然,城市化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,不需要设定非常具体的目标。要真正实现城市化,就是要百姓愿意去城市工作和生活。我们都知道水往高处流,人也是这样。只要消除教育、医疗、社保等各方面的障碍,劳动力自然会进行集聚、以创造更大的价值,赚取更大的收入,城市化自然形成,而这样的城市化也会是健康的城市化。  养老金涨幅回落 “二胎”并非老龄化的及时雨  海外网:尽管我国目前已经开放生育政策,但人口结构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。在此过程中老龄化已经开始。政府及社会应该怎么应对?  雷晓燕:关于计划生育放开政策的效力,人口结构能否在短期改变,甚至长期来看能否改变都要打个问号。第一,放开二胎,新生儿出生率可能会在短期内上升。但这部分群体转化成劳动力也需要等20年。最重要得是,随着经济的发展,生育率下降是非常自然的过程。随着扶养子女的成本上升和人的观念的变化,通过子女养老的观念也在减弱。根据生育意愿调查显示,打算生两胎、三胎的家庭越来越少。放开生育政策对改变人口结构作用不会太明显,当然我们也确实应该放开生育政策。  现在我们国家老龄化已经开始,而且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。我们应该如何应对?老龄化当中特别突出的两个问题是养老和医疗,怎么样养老?怎么样进行医疗?城市劳动人口养老主要依靠养老金。关于养老金的问题国家已经提上了日程。目前,农村已实行新农保,虽然比例非常小,但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。因为在农村一个月几十块钱,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,但对于有些穷困老人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。在养老方面,我们未来需要做的更多。  同样在医疗方面,我们已经做了很多。在城市医疗方面,以前只有城市职工医疗保险, 2003年开始,农村医疗开始实行新农合。后来,我国对城市的非劳动群体,如老人、小孩等实行了城市居民医疗保险,即城居保。城居保和新农保相比于城市职工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相对较低,但在以前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提高。未来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再进一步做好,对于养老应该是很好的应对。  海外网: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,今年起我国将只按6.5%左右来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。据悉,这是我国连续多年以平均10%涨幅提高养老金后首次回落至个位数。对此怎么理解?是否财政支出压力加大所致?  雷晓燕:我觉得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。第一,过去在城市养老金方面,机关事业单位跟企业养老金差异非常大。从2008年开始,国家对企业养老金实行了每年10%的涨幅,企业跟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差距相对缩小了,这可能是政府考虑把养老金涨幅调低的一个原因。  第二,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原来是双轨制,现在已经实行并轨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。并轨之后,两者要按同样的比例调整。计算下来,养老金支出会对财政支出形成较大压力。加之,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,可能会影响到国家收入。这也可能是调整的另一原因。  延迟退休解劳动力之渴 关键政策要灵活  海外网:3月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,今年将拿出延迟退休方案,延迟退休计划再次提前。有观点认为,延迟退休政策推出的一个重要目的,是应对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缺口。延迟退休政策能解决社保基金缺口问题吗?  雷晓燕:现在所说的“缺口”,实际上是有些省份出现了收不抵支的情况。据官方的报告,全国社保基金实际上仍有结余,没有出现“缺口”。问题在于现在养老金制度并没有实现全国统筹,所以较贫困省份就出现了“缺口”情况。随着老龄化的加剧,养老金收支平衡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压力。我觉得延迟退休政策实际上更多的是考虑未来怎么样养老,而不是目前有没有出现缺口。即便养老金“缺口”还未出现,我们仍要考虑未来养老问题。延迟退休政策更多的是为将来能否有足够的积累为养老服务。  海外网:延迟退休已在学术界达成统一认识,但民众反对呼声甚高。此次人社部特意提出 “小步慢走,渐进到位”的节奏。如何让民众接受延迟退休这一现实?  雷晓燕:现在人社部提出 “小步慢走,渐进到位”的方式,一定程度上是考虑到了目前存在的反对的声音。 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是采用激励机制,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灵活性。可以设计不同的方案,如果劳动者按时退休,按照规定可以拿到养老金;如果劳动者愿意并且身有余力,则可以继续在劳动岗位上创造劳动价值,贡献劳动力。如果劳动者选择延迟退休,延长工龄,最终退休后养老金可以多领一些。有些人身心并不具备继续工作的条件,或者预期寿命不长,则可以选择早退或者按时退休。所以,通过制度设计,让劳动者灵活的选择退休时间点,可能更能让人接受。  海外网:不少人在60岁后仍没有出现明显的衰老现象,还是可以继续工作的。  雷晓燕:对,有很多人愿意多干,但强制退休让他干不成。过去我们把领取养老金跟工作完全挂在一起,但是事实上这两个不是一回事。养老金数目要看劳动者的积累,多缴多得。工作年限足够,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,到时候就可以开始领取养老金。领取养老金后,也可以再去工作赚钱。实际上如果企业仍需要他,并且他也愿意留在这个岗位上,他可以继续工作,延迟退休。  海外网:返聘?  目前在企业里,劳动者有特殊的技能,对企业来讲十分重要的确实会返聘。有的企业计较工资成本,认为年轻劳动者“便宜”,实际上愿意让相对年长的劳动者强制退休,而退休后因为大多数年龄尴尬,也不能够找到新的工作。如果退休金不够养老,对于退休工人来讲其实是非常不利的。所以我认为退休政策要有一定的弹性,让劳动者有一定选择的权利。  中国式养老模式 人性化舒适为主  海外网:目前,中国人的养老需求和养老观念正出现多元化趋势。在您心目中,未来适合中国老龄化社会的“中国式养老”模式是什么样的?  雷晓燕:如今养老方式、养老观念呈现多元化趋势。就数据来看,老年人的养老意愿这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,有部分比例的老年人愿意住在养老院,但是大部分老年人还是愿意跟子女同住或者自住,或是跟子女就近居住。  由于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,如今老年人的子女普遍较少。一方面也说明,就近居住能满足双方的需要,老年人帮忙看孩子,子女也能够照应老年人。另一方面父母与子女也希望有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。  未来,子女不在身边的可能性会很大,尤其是像独生子女的家庭。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养老模式呢?我个人觉得,要考虑观念、现实和成本。从观念来看,很多人不希望住养老院,更加愿意住在自己家里。从现实出发,住在自家,可能会缺乏子女的照料,健康状况不能得到保证。能不能全部住到比较高端的养老社区?这样成本可能较高,普通家庭吃不消。  海外网:那要怎么解决?  雷晓燕:我觉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式就是居家养老加配套,即完善的社区服务。随着老龄化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社区会有较大比例的老年人。选择老年人比例比较高的社区,可以先做试点,在现有社区的基础上,老年人仍住在原居住地,但是要对社区以及老人家里进行改造,改造的更加适合老年人居住。比如紧急情况呼叫器,社区服务点,老人食堂等,还可以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饭服务。  针对有些相对轻松的服务,社区可以雇佣有活力又有意愿的老年人来做。这样邻居之间互帮互助,也能让活力老人发挥余热,同时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。  配套服务中比较重要的一块是基本的医疗照料和紧急救护,日常简单的护理能够提供,紧急情况能够及时送医。  这种模式需要政府、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参与。政府可以去引导、规划和监管,允许社会资本进入,家庭也要承担经济责任,但对于确实困难的群体,可以辅以相应的补贴政策。如果以上问题能够解决,这应该是一个相对理想的养老模式。  海外网:感谢雷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,今天到此结束。  (来源于微信公众号“北大国发院BiMBA”,摘自海外网)  更多内容见搜狐财经思想库,请扫下方二维码进入: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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